成化皇帝的玻璃制法国波尔多红酒杯、以及赠送给万历皇帝的钢琴，其中都透着异常精巧的构思。
因此说在本次狂欢节首日，法国大使公开要给天子送终钟一事，恰恰显示了法国人的乖巧，知道你们中国人讲究谐音避讳，这不，特意挑一个好时候给你们送来，多好呀
这里就展现了东、西方“人文理念”上的不同。西方人在告诉你一个坏消息的同时，一定会找一个好消息给你备着，因为希望与痛苦并存，才是生活的美好与充实。
东方人则不同，什么青春永驻、寿比南山、再不就万事如意、白头偕老，瞧见没有，要好，就必须永远好下去，没有烦恼，才是快乐之本。
从当事人的立场出发，以旁观者的角度结束，这种自我内省的感觉是异常奇妙而且艰难的，小朱能随时领略到这些，只能说他真是一个幸运儿。
“郑先生，”臣在“朕经常听那些内臣们讲一些民间的趣事，通常来说，生老病死，悲欢离合，那黯首庶民有的，我皇家亦有。”
“呃，这个嘛”
郑三俊踯躅着，没往下接话，因为这个话题很难揣度，在没明白皇帝心思之前，最好耐心等待。好在小朱并没有太卖关子：
“可要是仔细想的话，我中华儿女更喜欢报喜不报忧，这话可对”
“，到也是”
“嗡。”
一旁的分议群臣都吃惊的哄了一声，他们没想到郑三俊居然这么愚钝，这话皇上虽然说得比较轻松，但当臣子的却绝不可这么回答。因为如果上纲上线，这就是欺君之罪了。大家都很吃惊的看着次辅大人。
但郑三俊也是没法子，眼前的天子，属于跳跃性思维，这点大家都清楚，像熊文灿、卢象升、杨嗣昌、洪承畴这几位，都可以轻松的跟上皇帝思路，但郑三俊更偏于保守，所以他只能顺着来。更何况，报喜不报忧向来是中国人的可爱缺点，因此他不可能，也没必要在这种问题上驳天子的威严。
眼见郑三俊虽说被大家看得满脸通红，却还算君子坦荡，小朱微笑着点了点头，鼓励老先生继续说下去。
“皇上，正所谓福兮，祸之所依居安思危，未雨绸缪，总是方家之道。吾皇圣睿，能探明民间细故，真真黎民福祉”
“呵呵，”小朱得意的，同时也很欠揍的摆了摆手，巨大而又破旧的袖口，露出很多线头，不仅邋遢，还有点脏兮兮的。
“朕的文学一般，当年写经论时，经常急切的寻人代笔。但奏章批阅，却一定要亲自过目。怕得就是不能做到兼听则明。如今这个麦伊－尼斯莱能想到航海之钟来敬献，无论其目的何在，朕都可以笑纳。我还就不信了，”这流氓说得忘形，居然翘起大腿，用手啪的拍了一下，响倒不怎么响，但无赖却是一定的了，
“我还就不信了，他有几个胆子敢触这个霉头。所以说，没事儿，明个儿先生领着太子去查问一下吧。”
“嗨伊”郑三俊立刻九十度深鞠躬，君臣这番对话，如果经由生花妙笔来个润色加工，将来在史书上绝对是佳话一篇：
首先，西洋人不懂规矩，送的礼物不合时宜；由此引发了天子与贤臣之间的一番“对话”，贤臣以“居安思危”劝谏天子要做到“兼听则明”；最后，天子非但宽恕了西洋人的愚蠢，还让这位大“贤臣”担负起教导太子的重任。这么一看，不是千古佳话是什么这正是郑三俊激动的直鞠躬的原因所在。
尽管事实满拧
郑三俊分管对俄外交与商贸洽谈，进而全面负责外交、通商事宜，这是早就定下来的事情。贺逢圣掌六部、李邦华管吏治、杨嗣昌理新政、洪承畴治法务，都是人尽其才，尤其郑三俊的外交与商贸，这两大方面都需要一定的狡猾与厚黑，同时也对政治技巧颇有要求，如果让范进这样的宝贝去干外交和通商，那非出事儿不可。郑三俊在这些方面，都是高手中的高手，这次让他带着太子去见法国大使，也有另外一层意思：
首先，这证明太子之前分管的粮油畜牧的工作，是可以打满分的。那么现在让太子继续跟进外交及通商事宜，这依旧是多方位锻炼接班人的工程。
其次，郑三俊与梅家关系过近，对俄贸易又是未来大通商时代中三大主线之一，这样暴利的职位，如果只是皇上默许，那将来太子继位，郑家、梅家将很难有太好的下场。现在太子奉国期间，就让郑家、梅家与太子合作，那么以郑三俊的职业道德和政治素养，就算退一万步，他死活也不被太子认可，总可以急流勇退以求自保吧。
随时替手下干活的人想好退路，才是上位者最应该做的，否则都特么不是人。
第三，毕竟这里是中国，毕竟中国人是讲究级别的，法国大使，确实算得上高干，但总不能整天想起来要见皇上，就让他见吧更何况东、西方的差异之处很多，这次送终钟被皇上哈哈一笑给让过去了，下次太子大婚，他老先生送一筐雪花梨或者一把杭州天堂伞，那还了得。这次其实也定下了一个章程，以后正常情况下，出面接待国外使节的官员，最高不能超过次辅，及国家副元首太子。
适当的降低某人的政治级别与待遇，往往是在保护他，这，恰恰是中国人的游戏规则。
总之吧，外交通商，且以战略眼光布局世界，这仅仅是小朱及其第三届政府所要完成众多事项中的一项，另外一个重中之重，是国内的沿江六省“技术性分裂”的可怕现实。
目前的平叛工作，是一场来到悬崖边上的舞蹈，之前花样再多，编队、组字、倒计时，但只要最后一步没迈好，立刻万劫不复。
现在南北对峙双方都拥有自己坚定的政治信仰，北京方面，始终认为这么大的国家，当然需要少数领导多数，但“领导”不意味被领导者的经济、生活、思想等各个方面都要受到控制。相对意义上的广泛自由与平等，是必须的，也是必然的；南京方面，则始终认为正是因为国家太大，人数过多，所以必须从精神上控制所有的人都要服从既定不变的规则，甚至连做梦，都要符合潮流。否则会出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