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乐得装个好人，十万两银票又不算多，于是也立刻照转。可到了吏部尚书范景文这里，可就乱了营喽。

“老爷，老爷，您快听听，范大人开骂啦”

熊全很兴奋的侧耳听着门外的嘶吼声，辨认清楚后，连忙扭头献宝：

“还有兵科给事魏大人”

“嘘，”熊文灿竖起食指，他要仔细听听外面的指责内容。

“黄虎山尽忠两朝，先帝在位时，便征战平叛。今上继统，先受君命随满桂夜袭白甲军，尽毁后金红衣大炮；八年兴隆山一战，以一营人马，挡十五万大军三昼夜急攻，世人皆称山军，取意不动如山；十年，领军征北，十二年，决战宰桑泊，十三年，建堡咏归城，镇守至今。为国征战二十载，二十载啊”范景文的声音里透出了哭腔和抖音儿，

“其老母至今还要沽酒为生，膝下仅仅一双冲龄儿女，且有胃痛痼疾，屡次呕血。这样为国辛劳若此的万古名将，你杨嗣昌竟敢如此捉弄，本官一定参你”

“嘿嘿嘿嘿”

熊全一脸愚钝的傻笑起来，引得熊文灿一皱眉头，熊全立刻垂手站好身位，表情严肃。

“哼，”熊文灿很不满的白了熊全一眼，随后背起手走回书案前，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好像在跟熊全解释着：

“现在形势微妙，南衙门都快成东直门集市了，范景文这家伙，整天不干正事儿，就知道跟着那群言官吵架骂人。这里那还有旧值房的样子现在国策既出，不想着如何打理国家，偏偏要停滞国事，真真迂腐不堪杨嗣昌能采纳我的建议，还特意借赠银一事来助我脱身，这格局器量，却是比我大啊”

“老爷，小的知道错了”

熊全的额头，出了一层汗。杨嗣昌冰雪聪明，老熊的计划其实并没有瞒过去，但杨嗣昌却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魄来操作此事，目的就是由他出面吸引火力，然后掩护熊文灿等人尽快出台各项法规。所以从根儿上看，大杨能入阁，并非浪得虚名。这正是熊文灿忽然感慨的原因。

“唉，”眼见跟随自己几十年的老家人也明白了其中详情，熊文灿不由得再深叹一口气，

“阿全啊，以后你我二人，都要切忌得意忘形，并时时以大局为重，免得被有心人饬斥，大大不妙啊”

“是，老爷。”

“”

接下来的几天，因为吏部范景文痛骂杨嗣昌用人偏狭，所以大家的火力点，都集中在兵部黄景、阁辅杨嗣昌身上了。

这就是转移注意力的妙处，此时全体官员都是“群众”，因为他们不明真相，所以都被熊文灿牵着鼻子，给轰到了一个牛角尖中去了。

“什么样的福利政策，才能既满足国家利益，又能够善待良将”

这其实是个伪命题，黄得功这样的病体沉重，您让他退休不就完了嘛，以黄虎山简朴性格，能够跟老母、妻子、儿女幸福的生活在一起，比什么都强。更何况还有“赠银”十万两的提案在，这本来就不存在什么问题。

可偏偏“参谋总部后勤局”这个职务给闹的，以至于所有的人都抛弃了本质，而纠缠于形式了。谁也说不服谁，人人还都挺正义，似乎别人不听自己的意见，就是祸国殃民。仿佛全世界就属他最爱国、最博学、最有正义感似的。

总之是一场闹剧。

“呵呵，熊文灿倒是机灵，这种法子，也亏他想得出来。”

小朱这话响起，已是三天后的上书房了。这三天外面闹翻了天，但却不再纠缠于阮大铖、吏治改革、经济改革了，而是围绕黄得功在乱战。于是上书房里，也连忙钻了这个空子，紧锣密鼓。不过他们能够“暗度陈仓”虽说靠了熊文灿的损招儿，但出手将舆论焦点转移的人，还是杨嗣昌，所以这变革大功，仍然被记在了大杨的头上，这点让老熊很是无奈。好在这段时间里效率很高，小朱伙同郑三俊、洪承畴、熊文灿、卢象升等几个分议大臣，已经起草了一连串的文告：

首先，一切皆利益。

不是黄得功成为讨论焦点，而是“后勤局正使”这个职位成为了舆论焦点。因为后勤局是兵部、户部、军界三方共管部门，且是一个油水极丰厚的关键岗。所以围绕这个职位，其实涉及了很多方面的经济利益，这才是焦点所在。这也正是熊文灿、杨嗣昌默契配合，引一群言官溜号的根本原因。

既然一切都源于利益的争夺，那么国家改革也就不能太蛮横了，卢象升的分田制被归在“推窗之论”的框架下了。再配合上熊文灿的税制、李定国的“各司其职”、杨嗣昌的“行政”。一个完整的治国纲领被彻底定型：

国家利益拥有其无上权威，在此权威之下，士、农、工、商皆要遵从并不得触犯。而武将不畏死、文官不贪财、士人师法天下、工匠乐业、农户安居、商人重义，使得所有这些国民皆可以住进推窗既望风景的房子，就是最大的国家利益。

这里面巧妙的引入了黄宗羲对社会阶层的划分：“士”仍然具备统治地位，但不再拥有绝对支配权，农、工、商三业的地位被显着提高，与士人并列成为了大国民。同时也给各个阶层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虽然失之简单，但具体的要求，总要比虚无的口号来得强烈且直观。

其次，就是利益如何分配。

在中国，唯一的“分配”就是“官”的分配。其方式及手段，恰是制度公平与否的体现。但这里面先天存在这样一个逻辑概念：不要把一切罪恶都归为制度

把所有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是不对的。因为没有一个统治阶级甘心以罪恶立足。中国传承数千年的儒家文明，所宣扬和推崇的恰恰是仁者无敌。所以，中国的制度只有缺失，而绝无罪恶。

如果否认了这个命题，并且把中国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都归为制度原因，那么一个惨烈的事实就会如此出现：一批又一批所谓的社会精英，就会习惯于先制造一个惊人罪恶，并把这个罪恶归结为制度问题，然后再打着改革的旗号去制造更大的罪恶，由此循环往复，把人民推入地狱，把罪恶推向极端。那这国家还能有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