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是这么总结的：这俘虏是死于某些器官与身体的不匹配。

于是，国民政府便开始深入调查这异样俘虏的来由，并通过某些渠道了解到远山里有个叫九日研究所的秘密基地。顺带弄回来的情报是：日军从统治下的东三省运送了大量的战俘到远山深处的一个集中营。国民政府得出的结论是：这些押解进去的战俘，十有八九与日军的秘密机构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郑大兵与这一批猎鹰团的成员接受到的命令就是，打入远山战俘营，详细了解远山深处的日军秘密机构所从事的勾当。

任务是接了下来，同时巨大的恐惧也萦绕在大家心头。三十七个猎鹰团成员，在幽园的地下室里，如同生活在噩梦般的现实中。与幽园之外的亲朋突然离别，早就显得无关紧要；而每天接受的诡异情报与大胆到需要用生命去换取进入远山战俘营的入场券，却是让人想着就要发狂的噩梦。

一个月后，王春贵再次来到了幽园，给猎鹰团的三十七人进行了一次所谓的动员。口号喊得很响亮，但猎鹰团成员即将奔赴东三省开始的恐怖经历，却不可能像王春贵几句轻松的口号那么简单。

在接下来的半年里，三十七个人通过各种途径被送到东北伪满洲国。然后每个人以不同的方式被日本人逮捕，所幸在皇协军里，似乎有某位高官是这次计划的参与者。于是，在和郑大兵同一批被送往远山战俘营的一百七十个战俘里，除了郑大兵，还有另外一个猎鹰团成员在里面。两人眼神对视的同时，均为另外三十几人的生死而忧心，这就是猎鹰团计划正在付出的沉重代价。

让郑大兵略感欣慰的是：进入远山战俘营后，在一次全体战俘被押到一起接受鬼子训话时，郑大兵还看到了四五个熟悉的身影。彼此闪烁的目光，饱含的又岂是一般人能理解的感情

说到这里，郑大兵停顿了很久。我和小五的心也跟着他沙哑的嗓音沉到底。在那个时候，我甚至有种极度内疚的思想，相比起郑大兵所经历的事情和所肩负的使命，我邵德作为一个为小日本而扛枪的伪军军官，显得多么卑微可耻。或者说，我文易雷作为一个不过是为了民族喊了几句口号扣动了几下扳机的普通士兵，又是多么地渺小与肤浅。

郑大兵沉默了很久，然后长长地叹了口气，继续讲述他的故事

1936年郑大兵进入远山战俘营，当时那里一共关着五六百名战俘，成功打入战俘营的只有七八个猎鹰团成员。也就是说，当时在幽园里三十七个铁骨铮铮的汉子，落到日军手里被活着送到远山战俘营的也就这七八个人，更多成员在被俘后就直接丢了性命。而在远山战俘营里，冥冥中似乎还有一些人在关照着这七八个人，每次换监房时，总是有机会让猎鹰团的两三个成员换到同一个监房。每当有战俘被鬼子用卡车带走时，又总能巧妙地让猎鹰团成员避开。

但这暗地里主宰的力量也不是万能的。到1939年秋，只剩下三个猎鹰团成员留在远山战俘营。当然，郑大兵私底下也想过：也有可能就是战俘被带走时，那几个不见了的猎鹰团成员是被暗地里主宰的力量故意安排送走的，可能是尝试着让猎鹰团成员打入被带走的战俘中，看能不能找到什么线索。

事实证明，被带走的成员应该没有带回任何消息。同一年，郑大兵最后一次换监房时，发现自己和战俘营里留下的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居然又关到了一起。某天午饭时间，郑大兵从馒头里嚼出了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个字：越狱。

所以郑大兵很清楚，那个雨夜被派出去维修围栏的任务，肯定也是背后那些人的杰作。果然，郑大兵和另外两个猎鹰团成员钢牙和大刀刘，带领其他五个战俘，成功地冲进了远山深处的大雨中。而在那几个并不知情的战俘里，就有曹正。

那晚的雨下得很大很吓人，本来就黑压压的天，再加上瓢泼大雨，让郑大兵和其他七个人压根儿看不清一米以外的情况。

大伙只能埋头跟着前面的人大踏步地走，具体该往哪儿走，哪里才是终点，完全没有头绪。

正说到这儿，前面不远处的四哥、海波和杨建已经停下步子转过头在等我们了。周围尽管有点儿黑，但也还能分辨出已经到了死老头他们失踪的山洞洞口。郑大兵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晚点儿再找机会跟你们说，先找到死老头和振振吧。”

我和小五点点头，随即朝四哥他们走了过去。走了几步，我压低声音问郑大兵：“兵哥，那四哥也是你们猎鹰团的人吗”

郑大兵没有看我，也同样压低声音说道：“是的，不过他是第二批的成员，他们都是归戴老板管了。”说完郑大兵指着小五说道：“而你的这个小五兄弟，就已经是猎鹰团第三批成员，归谁管你要问他自己了，弄不好他是归延安管的地下党也不一定。”

小五扭过头来，撇撇嘴，笑道：“你们就当我是个布尔什维克也可以啊总之全面抗战，我们要对付的都是日本人。”

第二章 曹正：汉奸的顾忌

我叫曹正，是一个连自己也深恶痛绝的汉奸。

河南郑州乡下的曹家村出了两个让整个家族觉得有头有面的人。一个是我远房堂兄曹孔。他很多年前就走出曹家村，参加了北伐军，据说还进过黄埔，回曹家村是骑着高头大马佩着驳壳枪的；第二个就是我，父亲把我送去德国留学，要我学机械，希望我能带着学到的西洋兵器制造知识，回国为中华民族的崛起作出贡献。然而，到了德国后，我学的却是物理学。原因有二：第一个是因为当时爱因斯坦先生还没有离开柏林，他的一堂关于量子力学的课程深深地吸引了我。也是从那堂课开始，我成为了虔诚的相对论拥护者。而第二个原因很简单，是因为物理系的一个女人，一个叫阮美云的女人。

认识美云时我才二十一岁，当时是1933年。美云大我一岁，我是在一干中国留学生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当时，美云正站在大伙前方的高台上，慷慨激昂地发表一些民族如果要强盛，国家就需要民主的大道理。她演讲时很激动，听她演讲的很多留学生也频频点头，甚至有个别人还偷偷抹眼泪。毕竟由于我们国家的贫穷与落后，中国留学生在当时较为先进的德国始终受到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