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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召开具有最广泛民主的国民大会，明确“五五宪法草案”，使中国放弃专职和独裁，走向民主和共和。 千万要小心日本阴谋家和野心家在中国各党派间挑拨离间，挑动中国生内战，那样既可以打乱中国的复兴计划，又可以为日本开脱战争罪责谋求最大利益。

在国内政治利益高度统一的基础上，与美、英、苏一起，统一行动，严惩战犯，使日本感觉到自己有罪，幡然悔悟，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土壤；彻底揭露鬼子在侵略战争中犯下的种种令人指的行，使日本感觉到耻，使他们内心真正醒悟；告诫日本民众，侵略扩张政策不会使日本走向强大，只会给日本带来灾难，使日本民众感觉到危， 自觉与一些怀有野心的政客划清界限，不把自己的命运捆绑在军国主义战车之上。

长久之计，只有加强我国国民教育，培养国民独立的文化和精神，奋图强，使化等各方面全面远日本，对日本有着极大的震慑作用，才能使日本真正心悦臣服，才能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被蹂躏的屈辱”。梅教授最后说道。

梅教授的这番深思熟虑，代表着是当时很多正值、有远见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可惜的是，这只是梅教授的一厢情愿

一个疗程刚刚完毕，梅教授就坚持要出院。无论是医生、还是鲁思霞以及华夏大学的师生，都劝住不住。

之所以梅教授要这么急着出院，关键是两件心事梅教授放不下：一件事华夏大学回迁上海的事情，这件事情千头万绪，上海方面华夏大学老校舍毁于炮火者甚多，有些也被敌伪侵占，修缮整理和接收改建都是问题，还有留在上海没有内迁的华夏大学师生教师资格论证和学生毕业文凭论证的问题，以及贵阳华夏大学师生和设备回迁运输问题，需要与国民政府内政部、教育部、交通部、考试院以及光复后新组建的上海市政府进行多方衔接，而全校能有这个资历和威望的，只有梅教授；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45年以及以前毕业的华夏大学学生，由于战乱和防空，学校都没有给他们办一场像样的毕业典礼，很多毕业生考完最后一门课程，还没来得及拿辛苦四年得来的毕业文凭，就参军入伍或走向其他急需的岗位，作为校长，这一直是梅教授的心病，他希望在离开贵阳时，能亲手给刚毕业或已毕业的同学放毕业证书，是梅教授的最大心愿。同时，他也想借此机会，向容留华夏大学的贵阳贤达，表示华夏大学和他本人的由衷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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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典礼在文昌庙大殿前进行。

毕业生坐在前排，在校生站在后面。

梅教授和学校主要教授、以及贵阳本地名流贤达，坐在大殿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