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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3o年初夏，雷江正是香樟树换叶的季节，清风怡人，满树橙红的香樟叶随风而逝，默默地铺洒成斑斓的地毯，一抹抹嫩绿的新芽在树梢上绽放，空气中缭绕着浓郁的樟脑清香。

随着时间的推移，瑞萱也渐渐从瑞蕙母女蒙难的伤痛中慢慢拔了出来，正在内室看近来粮铺的账目。雷江附近经过战火蹂躏，土地荒芜，劳力流失，农业生产大受影响，米价连连攀升，而且，无论是鬼子，还是，以及趁乱蜂拥而起的打着“救”、“义勇军”等等各色武装，都大量需要粮饷。文明的收买，野蛮的抢夺，鲁家的粮食货源明显减少。

更为要命的是，战乱期间，货币极不统一：在雷江市场上流通的，既有原国民政府的“法币”、又有南京汪伪政府的“中储劵”，还有鬼子的“军票”， 甚至还有宜城七县行的“兑换券”，这就给商品流通带来极大困难。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货币”中，最坚挺的硬通货，就是“袁大头”，中国人几千年的银子情节在战乱时更是彰显无遗。

自从雷江沦陷以后，鲁家米铺粮食采购成本翻了几倍，采购量减少了七成，生意就清淡了很多，基本上只能保证雷江本地居民的粮食供应。对于乡里乡亲，瑞萱不忍心将粮食的高昂成本摊销在他们头上，这些年来，鲁家米铺都在亏本经营。

更让瑞萱心烦的是，收进来的纸币多，但采购却只能用银元“硬通货”。所幸的是，日本军票和“中储劵”能够用来缴纳各类苛捐杂税，才给这些劣币找到了一种出路。即使这样，几年下来，面子上鲁家看上去还是庞大繁荣，但里子里面，却已是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窘态了。

瑞蕙遇难以后，梅家绸布庄生意完全停止。日本商人乘机占领雷江市场，高价倾销日本的机制洋布。雷江百姓穿着方面成本迅上升，如果鲁家粮铺再垮了话，那么，肯定雷江粮食也会短缺，乡亲们生活会更加艰难。这也是瑞萱咬紧牙关，将鲁家粮铺维持下去的关键原因。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瑞萱再精明能干，面对这一桩桩难题，也是一筹莫展。正在思量该如何努力减少成本时，忽然，管家鲁宁慌慌张张跑了进来，说：“太太，来了几个日本人，点名要见您！”

自从瑞蕙葬礼以后，瑞萱就知道日本人肯定会找上门来。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鲁宁的通报，她心里不免还是一沉：该来的终于来了！

她放下账本，款步来到前厅。前厅里果然有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中间站着一个矮胖的军官，是她最不想见的人“孩太君”犬川次郎！靠着榨取雷江的丰富资源，犬川次郎养尊处优，每天大鱼大肉，几年下来，已经从一个瘦削的特工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军官。

“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孩太君大驾光临啊！里面请吧！”瑞萱大大方方地说。

武汉战役后，日本在中国战场长期直入的攻势得到了遏制，中日两国都进入了最为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作为一个海洋岛国，日本的钢铁、石油、橡胶等战争资源也消耗殆尽，急需开辟新的资源供给来源。日本海军早已眼红日本6军在中国取得的辉煌战绩，正准备近期在太平洋上跃跃欲试。因此日本大本营极其重视中国作为战略后方基地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