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国家彻底崩盘。注1

应该说，侯方域的这个假设模型是非常犀利的，他准确的刺探到国家弊政的根本，那就是农民的税赋越来越大。但他刻意忽略了最根本原因：特权阶层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但缴纳的税赋却越来越少。底层百姓农户、匠户所拥有的资源越来越少，但缴纳的税赋却越来越多。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特权阶层不仅可以零税赋，还可以持续扩大在手资源

这个原因可以暂时不提，先说说侯方域通过这个假设，得出了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吧：

“农户不知安贫乐道，只知道偷改身份来抵减税赋。国家不知道度量规矩，无限扩大士子、官吏之规模。”

这样赤裸裸的偷换概念与推卸责任，出自一位如此风流俊雅的年轻翘楚之口，实在是人文界一大憾事。

紧接着，侯方域又根据一段史实做出了第二个假设：

说当年忽必烈接到大臣奏折，里面惊世骇俗的写有这样一句话：

“汉人于国，多而无益，望空其地以牧”

这句话的血腥程度，是非常非常令人震惊的，反人性反得如此彻底，也算一株奇葩了。后来在耶律楚材的建议下，忽必烈没有同意这个奏折，那么伟大的耶律楚材是如何劝服忽必烈大汗的呢耶律楚材说：

“请大汗给我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期间内，允许我派遣兵马、出台法令，并且增加汉人税赋。到时候，您就知道应不应该空其地了。”

有了军队，有了苛政，耶律楚材收讫了新增税赋。平均每个农户增加缴纳了35两白银的税赋。折合每年14两35x4。

正是因为这多出来的税赋，才让千千万万的汉人保全下性命，也就是说那个年代里，一名汉人的生命标签，是每年14两白银。

耶律楚材为了救人，不得以增加税赋，尽管后来元代贵族因此而征税征上了瘾头，不断加大百姓负担，造成很多人间惨剧。但我们理当对这位先人，鞠躬致敬。注2

侯方域基于此段事实，做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一个国家有十户民，其中1户为士，1户为官，1户为吏，剩余7户为农，每户农每年缴纳14两白银，国家每年总计拥有了98两白银的财税收入。

那么相比较第一个假设，国家减少了2两银子的收入，农户的负担只增加了4两，却足以养活三户士子官吏。这样算来，大家相安无事，也不会再有崩盘现象了。

到此，侯方域的诡辩术，正式清晰起来：

他首先做出第一个假设，让大家胆战心惊并且相信了两个假定前提：国家士、官、吏的比例不要过高；每家农户每年缴纳20两税赋为苛政。

然后提出第二个假设，让大家迷惑于新出现的两个虚假命题：

士、官、吏的比例在30为最好；

每家农户每年税赋在14两为最好。

其中第二个“14两”的命题，其实是为了第一个服务，就是要让所有人都接受第一个命题。换句话说，这两个伪命题的目标就是：士，即“君子集团”的比例永远保持在20的额度以内，不再扩大，也不再缩减。

为什么这里多出来个“20”的字样呢很简单，官由士选，假设模型中占据10的“官”，和10的士，自然可以划等号喽

这是一个险恶的维护特定阶层特定特权的政治理论，它所代表的，恰恰是人类心理的最阴暗一面。

每个人都希望好吃懒做，高高在上，既然自己成为了“士”人，他们所要做的就是永远维护自己的统治。君子养民的根本内涵，也就在此。

由一小撮既得利益精英，在小范围内决定下全国资源的分配比例，然后公布出去，利用他们的才学与辩才，给全国洗脑并接受这种分配方案。使得国家政体在短期内趋于平稳安定，这其实正是历朝历代治乱交替的本源。

因为人心是无止境的，白水买酒，还抱怨猪猡没有酒糟吃，这就使得“君子”养民中的君子数量，越来越多，而民则越来越少，最后百姓活不下去了，揭竿而起。但“君子”们却从来不会反思自己的错误，而是纠缠于“天命”“昏君”“乱民”这样由他们发明的词汇，来作为开解自身的标准。

中国的“君子”们，是最熟练掌握“抽出放大”诡辩法的，像屋檐滴水，去年滴在廊前三步，今年、明年仍旧滴在廊前三步。这本来是个自然现象，但中国文人会据此得出结论：

“孝顺仍出孝顺子，忤逆所出仍忤逆，不信你看廊前水，年年滴落旧时地。”

意思是不错的，你对父母孝顺，将来你的孩子也会孝顺你，你要是责骂父母，将来你的孩子也会这么对你。但这里就包藏了一个祸心，将来他们可以利用这样的方法，根据自己的需要而任意诋毁或者是褒奖别人。

最有名的实例，就是那个“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

可从史料上看，小皇帝当时不过才16岁左右，一个长在深宫妇人之手，身前左右都是太监佞臣的小孩子，说出这样的话语，我们不应该怪一个孩子是昏君，而应该谴责他身边的监护人。但偏偏文人不愿意这么做，因为只要把罪责简单的推托给一个孩子，就可以解脱他们的不作为。这样是最轻松的心理暗示法。

更何况，没有谁一辈子不犯错不说错话的，一个小孩子这么说，多少还有为百姓着想的意思，而百官呢除了毫无负担的揪着一句话不放，却从来不去替百姓想一想，如何才能吃上肉糜

以上，就是侯方域两个假设模型的理论体系。也是君子养民的得失所在。亦即文人一方面利用自己的能力来搭建一个相对完善的社会模型，一方面又想利用这个社会模型来为自己谋取更大空间，但随着法统与道统的争夺与妥协，使得君子集团的施政纲领总是在左右调整，一方面从法律上讲，他们受皇权与国家统治；一方面从理论体系上，他们又肩负着指导皇帝、领导国家的重任。这两种各不相同的责任，使得他们最终都沉沦于保留既得利益的桎梏中，再也没有什么生机了。一个民族的精英分子，如果丧失了革命意志，进而也就丢掉了气节，那这个民族的危亡时刻，也就接踵而至。

所以，要想让一个民族的精神不死，首先就要打碎君子养民这样的理论体系。但这个道理，侯方域是不可能理解的，他在做完这两个假设之后，适时抛出了具体的施政纲领：

很简单，让旧党治下的沿江六省的商户、农户、匠户，都从内心中认同：他们的衣食住行，都要依靠一群公正、道德、才学、俊雅的君子们的安排，才能够幸福的生活下去。也因此，江南几大集团势力，利用出让自己名下财产的将来所有权，来套取大量的民间金银。也变成了一场伟大的，勇于牺牲的献祭，这场为了心目中虚无缥缈的目标而发起的套现行为，变成了所有人的精神祭台。

只有让人们相信你的理论，才好把身家交托与你。侯方域的本事，就是通过抽出极端事例，来放大理论的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