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不过，为了应对时代特点也好，为了适当妥协才能大踏步迈进也罢，针对孙传庭的朴素小业主制度，确实到了必要补充和完善的时候。

这些天，小朱做为旁观者也算看明白了，如果不做出适当的让步，晋商或者说皇商集团，是不可能消停的，大府府尹，当朝辅臣，他们都敢算计，可见这势力有多嚣张。再考虑一个瓜葛不深的沈家，就差点搞掉内阁大佬，整个山陕地区那得牵扯多少人总不能像割韭菜一般，割掉一茬再长一茬的恶性循环吧

所以，是应该在出手弹压的同时，适当借鉴一下晋商集团的新法了。

山陕一带很特殊，既有塞上江南之称的河川府，也有同蒙古接壤的河套草场，更有遍布各地的矿山矿脉，还有多达六边的军事重镇，现在又拥有国家的两块重要经济体：羊毛毡呢的生产、烟酒的最后包装基地。

无论如何，这片土地都充满了变革的气息和基础。因此，晋商集团的主张中，也多少具备了一些进步意义：

首先，他们仿造蒙古特点。主张集中畜牧。然后引申出农庄集中，也就是集体耕作。

而且他们还提出了很具体的让步措施，以牧场为例，晋商集团出资出技术聘请有文化的儒生或者传教士，建设大型牧场，由愿意地农民家庭出劳认养不是领回家若干头猪、牛、羊，认养比例和集体养殖的比例4。然后将来出栏后，统一贩卖，统一结算。认养的收益，八成归农户。集体养殖的收益，两成归农户。

假设牧场出栏100牛，每头税后卖一圆，则农户的总收益分别是：

认养部份40x1x80

集体养殖，0x1x20

合44圆，农户比之朴素小业主时代，会多拿4的收益。总体收益是5圆。

在这个分配比例基础上，每增加一头牛，则商家和农户对半分。但每少一头牛。则所有的农户收益，都要扣02圆。按照现在的兑换比例，就是100铜板。

这就是饲养时，分认养和集体养殖；而在结算时，却要进行统一贩卖的整体设计。

这个设计目地是：避免农户们，为了保证自己32圆的认忽视了12圆的集体养殖收益。所有的牛，都必须得到悉心的照料。因为多劳多得，少劳就所有人都受损，这样会有效促使农户之间，自发产生良性互助和监督机制。

晋商集团的让利行为。是建立在精算基础上的，不论是认养比例，还是分成比例，都以目前方案为最佳大户豪门。不需要出太多的劳力，就可以稳定的获得收益，同时还落下了为民置产的好名声。

更为重要地是。晋商的实力，完全具备了防范风险、承担转型成本、收支平稳等重要功能。并且农户与农庄之间，是劳动雇佣地关系，而非人身依附。双方的纠纷，必须由国家出面解决，进而巩固了政府的权威。

国家这边，也可以每年获得100牛的税收，征缴环节简单，降低了管理成本。所以无论如何，这样的妥协策略，是双方可以默认的最低红线。其他土地、商业店铺、矿山也基本这个原则。

但小饭馆、小作坊、小手艺这样的小农经济，就不再沿用此例了，晋商也确实看不上这样的小生意，索性送给孙传庭，卖个面子给这位聋大人吧。

这，其实就是一种变相的初级商会制度。

但这项制度，在皇帝放权，文臣自治的政治格局下，却遭到了阻击。阻击地人有两类：以钱谦益为首的正统派，以杨嗣昌为首的红眼派。

因为最近的两大风波杰森谋杀案、沈家侵占案钱谦益地尾巴又翘起来了，他之前很文采斐然的提出了三条建议，是因为他们保守派要自保，而不得不做出妥协。但现在维新派遭到了广泛的攻击，他们自然又活跃起来。

商会制度，其本质涵义，就是以民养民，晋商是不同传统地商业集团，他

灵活而且变通，所以很多事情都可以商量。

但对于以君子养民万世法为主导的江南诸党，是绝不容许自身的政治理论被根本否定的情况出现。

杨嗣昌呢他属于国家养民的政治家，再加上他之前对卢象升所做的让步，是皇上提前许诺他一直分管新部。有了让利，他才让步。贺举制度、主仆制度、土地分级、税法改革，他都能忍耐下来。是因为这些新增加的部门，将来都是他的小花园，虽说他不在乎钱，可他在乎名，在乎权。

但现在的山陕新制，杨嗣昌忽然崩溃了。首先，洪承畴当年集兵剿匪，就跟他有点互相竞争别苗头的架势，甚至还因为侯关系，本来归他节制的属将左良玉，反倒跟洪承畴的关系更加亲近一些。

后来因为要跟辽东争名，他搞了个铁索连环堡，结果又遭到孙传庭的诟病，为此他一怒之下，居然利用在皇帝面前的影响力，生生把孙传庭给气聋了。

您说，对于心眼儿略微小了一些的杨嗣昌来说，孙传庭如果上位了，他能舒坦吗

根本没可能

所以。案子是消停了，但关于山陕新制的争论，却愈加升级。

而且杨嗣昌嘴损、眼光毒、手段高。在一个茫茫大雪的深夜，在明亮地灯光下，在寂静悠闲的落枝声中，他满心欢愉的想到了一个祸水东流之策：

为了确保小业主经济配合卢象升土地分级，支持史可法国地两税，孙传庭很早就提了一条建议定期报送鱼鳞账册。

表面上，这条很有凑数嫌疑，并且也不过就是重张朱元璋的祖制。但实际上。孙传庭是要建立健全国家层面的统计制度。

统计是门艺术，统计也是门科学，只要能出现合理完善的统计制度，于国于民都有极大好处。但以前的大明国，在统计上的态度是，弄虚作假，吹牛浮夸，真是找死也居然找了一个最难看的死法。

但自从孙传庭重新理顺了鱼鳞黄册之后，国家在主导变法时，工作量轻松了很多。目标和方向上。也多是有的放矢。

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传庭是一个真正地高尚无私。毫无瑕疵的理想主义者。他也不同于其他的维新派政客，他从来没有出于自身的考虑，才提出新法。他只要自己的天堂，一切为了人民。

不难想象，理想主义往往以失败谢幕，但先有理想，才会有实用主义的曙光，山陕新制这样的治国思想，即便存有先天罩门，也值得表彰。

只不过在时下的环境下。遭人诟病也是一种必然。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杨嗣昌巧妙的点醒了很多人，使得大家忽然重新认识了孙传庭和鱼鳞黄册。原来，真正推动变法的。居然是你个聋子府尹孙传庭啊

保守派找到了真正地敌人。

杨嗣昌还不止这一手：

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进的税法改革，脱胎于史可法地国地两税，史可法的目的是。通过分别核定国税和地税的比例，来降低腐败成本对国家的伤害。

这个方案的提出，是具备法理支持的。这几年在卢象升、瞿式、洪承畴、李邦华的极力倡导下，国家已经初步建立了法制化概念。

因此，只要将各项核定税率及财政拨款的明细方案下发下去，则除税法之外的一切羡金、封仪、润资等，都将成为非法地贿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