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天启之前，各部尚书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七品知县的年薪为90石大米。折合月薪，分别是13两和75两白银。如果按吴思先生的换算比例：

中央部长的月薪是3800元人民币，县长的月薪是2250元人民币。哇靠，这点工资连白领都算不上吧要知道，这个时候可是单职工家庭，家里的老老少少都要靠这些月薪生活的。确实太少了。

虽说以道德约束行为，以法制约束现象，是明代通行的做法。但在这些年里，国家还是不断提高了薪酬水平，现在的年薪是之前的四倍到五倍之间。提高薪金之后，谁要是再贪污就不应该了。不但国法绝不相容，就是亲族之间，也不会同意了。呵呵。

皇商对外销售时，结算时的货币比例是白银四成，铜钱四成、实物两成。因为现在直接生产粮食的农民、大户越来越少，分离出来的这些土地所有者，都进行了制造、种茶、种桑、种棉、种香料、种麻、养殖畜牧等经济转型，这些人的口粮，将直接从市场上购买，也就是从皇商杜宏门那里按户部收购价格来购买。连续两年下来，就等于将国家民间储藏的白银两缩减了1成。

那么这些转型了的土地所有者，手中的白银是从那里来的呢答案是出口创汇，呵呵，这就牵扯出皇商结构的问题来：

1皇商：

田弘遇：陕西人，礼贵妃生父，染料、药材、南洋诸岛香料。

舒烨稷：蒙古混血儿，山西北三关马市。

施复：苏州人，绫罗纱缎，转贸四方。

张瀚：松江人，棉布，棉织，衣被天下。

施张二人合称：“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

杜宏门：安徽人，粮食、花生油、茶叶。

刘奂堂：山东淄博人，刘鸿训堂弟，主营瓷器。

2贸易中心：

松江棉织；

苏州丝织；

景德镇瓷器；

芜湖染业；

铅山造纸；

山西平阳、河北遵化、广东佛山冶铁；

3商团：

徽商，杜宏门为首；

晋商，舒烨稷为首；

江右商，施复、张瀚、刘奂堂为首；

官商，田弘遇、舒烨稷、刘奂堂为首；

除杜宏门外，其余几家皇商，通过用白银收购丝、棉、香料等物，在自己掌握的作坊中，集中生产出精美的丝绸、棉布、瓷器、茶叶，销往海外。海贸因为有银圆的结算制度，造成海外各国在同大明贸易时，更加顺畅。皇商手中主要货币也都变成了银子，这部分银子，通过皇商收购原材料的行为，流动到了民间，再由民间流入国库。

而各国的银圆在转炼银两时，会出现1的火耗，这部分钱，也全部由皇商和各地方府衙所瓜分，虽说长此以往，国家将被新的弊政所拖累。但目前以皇商为主导，降低白银流通数量，平抑物价，缓和财政压力的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也是当务之急。

这些措施最大的结果有两个，除陕西一地还不停闹事之外，其余各地都出现了百业兴旺的景象。虽说依然有旱涝的天灾骚扰，但红白薯的种植，使得粮食压力大大降低。

另外一个结果，是白银的流通价值正在缓步提高，逐步降低了每年的财政赤字。国库里积存了大量的白银，这些白银一方面是为了降低物价而做的多头储备。一方面，也使得大明财政不再捉襟见肘。

这部分银两，也有目的地对市场现有流通的铜钱进行了回收，铜钱现在是主要的流通货币，而铜钱的质量千差万别，太差的铜钱，对国家信用的影响是难以计量的，更何况还有开元通宝的存在。因此，逐步以质地良好的铜钱来替换市场上良莠不齐的铜钱，是国策中的国策。唯独令人比较遗憾的是，大家竟然都不约而同的采取仿制的模式。

白话解释，就是以制造质地优良的洪武通宝、永乐通宝宣德通宝等等非本朝的制钱，来替换现有的铜钱。之所以不用崇祯通宝，是因为内阁大臣们，提出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理由：“为祖宗计，当以仿制钱替之。为子孙计，当以祖宗制钱以替。为陛下计，尚有复兴之计，本朝制钱当缓图之。”

就是说，劣质铜钱多是前朝列祖列宗的失误，现在全以崇祯通宝替换，是为不尊不孝之举。

子孙后代的道理同样如此，不能让子孙难做，发行当朝制钱是对崇祯不尊列祖列宗的延续，不发行，又是对崇祯的不尊，整个就是自找的逻辑陷阱。

至于涉及到崇祯帝本人，则因为尚有复兴大业要努力，等到国泰民安，再发行本朝制钱，则是俩好加一好，好上加好。

当然铜钱两面，一项制度再好，也不会没有副作用，这个规律适用任何一项制度。在皇商和朝廷联合出手下，很多中小商户的利益受到了损害，但毕竟这些人在元年的时候，曾经为恩许银做出了贡献，从而连续缓解了三年的赤字问题。

因此，皇帝、内阁、重臣、皇商进行了统一的协调，将原有的小商人分别按照皇商的业务，集中过去，成立了以地域、产业为